包月阳的博客

国际贸易报道应该注意的几个关系

由于中美、中欧的纺织品贸易摩擦进入白热化，2005年上半年我国新闻媒介的国际贸易报道呈现出多年少见的活跃态势。这些丰富多彩的报道不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贸易信息，也为产业界乃至普通公众提供了了解和理解国际贸易问题的不同视角，同时向公众普及了国际贸易知识。不过，有些报道也存在一定的欠缺，未能辩证地处理好国际贸易中的各种矛盾和关系，表现出新闻从业人员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了解不够深入、对WTO的规则理解还不够全面。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也就进入了贸易摩擦的多发期，类似今年上半年的情况还会出现。对于国内媒体尤其是经济媒体来说，如何在国际贸易报道中注意运用辩证法，把握好报道平衡，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自由贸易理论与与公平贸易学说（小标题）

国内新闻媒体的国际贸易报道需要把握的第一对关系是自由贸易理论与“公平贸易”学说的关系。

国际贸易的内在动因是，贸易有利于所有参与者。最早提出贸易的好处的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人们在经济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应该进行分工并相互贸易。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学说，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原理。所谓比较优势，是指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比生产别的产品低。打个比方，假设在中国生产一万件衬衫的机会成本（各种生产要素的消耗）等于生产1台手提电脑，而在美国生产一万件衬衫的机会成本等于生产2台手提电脑，那么我们就说在中国生产衬衫有比较优势。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在美国生产手提电脑有比较优势，因为在美国生产手提电脑的机会成本（每台5000件衬衫）低于中国。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各国与他国相比，总有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产业，也有处于比较劣势地位的产业。即使一国在每种商品的生产上都比其他国家绝对地更有效率（或绝对地更低效率），该国仍然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换句话说，按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贸易对所有国家都有利。

这是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而自由贸易是工业化国家出口工业口品、获得资源性产品的内在需要。自从英国率先完成工业化以来，欧美及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拿起自由贸易这个理论武器，辅之以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等各种手段，打开了一块又一块世界市场的大门。尤其是20多年来，美国和欧洲一直在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灌输自由贸易的理论。虽然直到现在，国际贸易远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但应该说，自由贸易的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并日益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规则。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既是一轮又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实现的成果，也是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标志。

当然，自由贸易理论从来没有被任何国家全面接受过。事实上，各国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挡别国产品的进口。这是因为，各国国内产业并不是按比较优势发展的，而是首先按照国内市场的需要逐步发展起来的，各国从第一产业到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律大致相同，除自然资源禀赋有较大差异而造成一些国家第一产业的情况有较大差异外，一般国家都拥有几乎所有第二产业门类和第三产业门类。因此，各国都试图保护自己竞争力较弱的产业，使其不致被进口产品的洪水冲垮。此时，他们拿出的理论往往不是直言不讳的保护，而是“公平”。他们会说，进口产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对其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或者说进口产品的竞争力过强，有垄断嫌疑，这种贸易对国内产业是不公平的。这样，国际贸易就在自由贸易理论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中发展。

在最近两三年的国际贸易报道中，国内媒体对自由贸易理论宣传不够。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几年前我们的不少媒体还在宣传保护汽车、电信等“幼稚产业”，现在还没有转过弯来。其实，我们现在宣传自由贸易理论应该理直气壮。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本身就说明，中国是认同自由贸易理念的——WTO的实质就是各个成员在同一规则下对等开放市场，逐步走向贸易自由化。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说，媒体和经济理论界也有责任大力宣传自由贸易理论。一方面，中国经济近30年的历程很好地说明了开放市场的好处。越是市场开放的产业，成长越是快，家电业是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加工业聚集的中心，这是世界产业分工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的结果。客观上，中国必然要向世界出口大量的工业品。中国为发达国家的资本提供了产生利润的场所，也为发达国家提升产业结构承担了环境和资源成本，发达国家向中国产品开放市场应该也是一种责任。

而且，中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也是互利互惠的。总的说，中国与美国、欧盟国家在经济上互补性比较强，由于资源禀赋、知识积累、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因素，中国在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的一般轻工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和一定的竞争优势；美国和欧洲国家在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方面拥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即使在纺织品和服装领域，中国与美欧也有相当大的互补性，中国的优势在中低档产品上，美欧的优势在高档产品上。美欧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的一般轻工产品，向中国出口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既能为双方的企业创造利润，也能为双方的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消费选择。

但国内新闻界在自由贸易对中美中欧双方的好处方面投入报道力量很少。没有看到哪家报纸算过账，中国价廉物美的轻工产品为美国和欧洲消费者创造了多少消费者剩余，也没有哪家电视台报道过，中国这个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为欧美生产商提供了多少订单。正面阐述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各自的比较优势的文章和报道也不多见。倒是有人在媒体上发表言论，称中国不应搞比较优势崇拜。意思是说，中国过分强调自己的比较优势了。事实上，中国的政府部门也好、企业也好，从来没有搞过比较优势崇拜，谁都知道，仅靠比较优势，产品没有竞争优势是出不去的。但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在中国从工业化中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的过程中，必须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高举比较优势的旗帜，为自己的工业争取应有的市场份额。

现在，美国等国家常常拿出“公平贸易”的招牌对中国产品进行这样那样的限制，是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在一般加工业产品上缺乏竞争力，政府不得不使用各种贸易壁垒保护处于夕阳产业地位的传统产业。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这种情况提醒我们，争取自由贸易环境已经成为国内产业正常发展的主要矛盾，而保护少量幼稚产业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国内媒体应该少讲“公平贸易”原则，多讲自由贸易原则。

企业自我调整与利用规则争取合法利益（小标题）

国际贸易报道需要注意的第二对关系是宣传国内企业自我调整的必要性与利用规则争取合法利益的关系。

在中国政府宣布取消纺织品出口关税前，不少国内新闻媒体宣传国内企业应该主动调整以适应外国限制我纺织品出口新形势的多，宣传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争取我国相关产业应有利益的力度不够。

具体说，一些媒体过多地渲染了国内企业间的低价竞争，过多地强调了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培育自主品牌的必要性，却没有站在企业的角度想想，企业以低成本进行市场竞争是最基本的手段，而且，调整产品结构、发展自有品牌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是相当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总体说，中国尚处在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用工业化后期甚至后工业化时期的标准要求中国的企业是不公平、也是不现实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加入WTO，一方面承担了开放市场的义务——入世三年来，中国基本上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开放市场的义务，在有些领域还提前开放了市场；另一方面也当然拥有了要求其他成员对我国企业开放市场的权力——中国政府有权依照WTO的有关规则保护和争取本国企业的利益。

以纺织品而论，按照WTO的规则，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对我国设限是极不公平的。根据十年前签署的ＷＴＯ《纺织品与服装协议》（ＡＴＣ）的规定，纺织品和服装贸易自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起全面取消配额限制，实现全球纺织品贸易“一体化”。全世界的纺织品和服装企业大都已经享受这一“一体化”成果，惟独中国纺织服装业却难以享受这一成果。美欧对中国纺织品设限的理由是，进入2005年以来中国纺织品出口激增，对美欧当地产业造成了损害。而实际上，中国纺织品对美欧等市场出口过快增长正是此前美国和欧盟的有意限制造成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为发达成员设立了１０年的过渡期，明确要求分阶段将其纺织品配额体制纳入贸易自由化进程，即以１９９０年进口量为参照系，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减少１６％的配额限制；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再减少１７％；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再减少１８％；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取消其余的４９％。但美欧等发达成员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拖延，美国、欧盟分别将９０％和７０％的配额限制保留到１０年过渡期的最后时刻才取消。这种拖延直接导致配额限制全面取消后，竞争力最强的中国纺织品出口“开闸放水、量增价跌”的现象。

对于这些情况，国内媒体报道得很不充分，尤其是在商务部宣布取消纺织品出口关税前，为中国企业有理有据地辩解的报道和文章不多，而“埋怨外国人不如提升国内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声音很有市场。事实上，即便中国产品结构真的升级了，外国的贸易壁垒依然存在，只不过那时又有新的理由而已。国际贸易的实质就是互相让度自己的市场，开放自己的市场与进入别国的市场的关系正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维持这种关系的是大家承认的贸易规则（目前是以WTO为主的规则体系）。因此，不管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如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都必须善于利用规则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方面，新闻媒体无疑负有正确引导的责任。

顾全外交大局与为相关产业代言（小标题）

国际贸易报道需要把握的第三对关系是如何处理顾全外交大局与为相关产业利益代言的矛盾。

新闻媒体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顾全外交大局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欧美不同，在欧美，对外经济的重大决策（如贸易协定的签订）是国内各种利益团体互相博弈、妥协的结果，其最后签订的协议文本大致体现了各方利益的均衡。我国是由中央政府根据国家整体利益相机决定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政策，某些决策可能暂时对某个局部不利，但对整体利益是有利的。换句话说，有时需要为全国的利益牺牲一些产业、地区或人群的利益。随着我国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推进，以及国际舆论环境的变化，从新闻报道的角度说，今后的国际贸易报道在呼吁和引导地方、企业和个人顾全国家外交大局的同时，需要更多地关注那些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受损的产业、地区和人群的情况，尽可能地为保护他们的利益代言。

譬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广大农民和纺织服装企业就为中国在WTO中的总体利益作出了牺牲。也可以说，中国的农业和纺织服装业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享有的权益，与相关国家的同行业比是较差的。对于他们所作出的牺牲，国家应该采取政策予以弥补，新闻媒体也应在国内外为他们大声疾呼，为他们在国际贸易纠纷中争取自己的利益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以今年以来进入高潮的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为例，鉴于今年起全球纺织品贸易实现“一体化”，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增长肯定要大幅度提高。如前文所述，这种增长是我国纺织服装出口能力长期被压抑后突然放开的必然结果。对此，我国政府自今年1月1日起开征纺织品关税。这是一种罕见的自动出口限制措施，意在适当抑制国内纺织服装企业的出口冲动，以免刺激欧美采取保护主义的做法，用心可谓良苦。这一方面表明我国政府对欧美等贸易伙伴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纺织服装业再次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做出了牺牲。但去年底今年初，媒体舆论对于我国政府高姿态的做法肯定和赞赏的声音很弱；对我国纺织企业的困难处境做解释的报道、表示同情和支持的声音几乎听不到。虽然有关商会去年底到美国进行了游说，希望得到美国政界、产业中介组织的理解，但由于缺乏新闻舆论的配合，效果很有限。到了5月20日，商务部宣布大幅度提高74种纺织品的关税，仍有媒体报道称对中国纺织业影响不大，只有少数报纸报道了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纺织业遭受重创后的不景气状况。直到政府突然宣布取消纺织品关税，媒体才纷纷改口，报道中国1500多万纺织服装业工人的艰难处境。

应该看到，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国际舆论环境和传播手段都在发生迅速变化，在日益频繁的国际贸易摩擦面前，我国媒体保持沉默，或者只是简单地传递政府的决定，就是放弃新闻媒体应有的社会舆论功能，放弃对维护人民利益应尽的责任，结果将是我国的国家利益不能得到充分的舆论表达。近两年的实践表明，在国际贸易纠纷中，站在国内一些产业和人群的立场上为他们代言，不仅不会给政府的对外经济决策出难题，相反，还可能为政府在国际贸易谈判中争取更好的结果提供舆论帮助。

总的说，在今后的国际贸易报道中，中国的媒体需要更多地站出来，为国内产业、企业和群体据理力争。当然，要想办法提高国内媒体的国际影响力，而这一点在互联网时代、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也是有可能做到的。（２００５年７月）

包月阳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我国能源报道空前活跃的一年。世界范围的石油价格持续飙升，波及全国、贯穿全年的电力紧张和煤炭紧俏，加上部分地区、部分时段出现的天然气供应紧张，形成了互为联系、互相激荡的能源新闻高热区。直到2005年头两个月，这片高热仍未消退。由于能源供应紧张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多数能源报道的关注角度是市场供求趋势。不过，也有相当一部分报道把关注点聚焦在能源产业的体制性问题上，为读者提供了了解和研究能源生产、供给、需求的另一片视野，丰富和深化了转轨时期的能源报道。

揭示煤电矛盾：能源市场化改革报道的成功切入（小标题）

从网上搜索2004年全年及2005年初的能源报道，我们会发现煤炭和电力矛盾的报道在各新闻媒体尤其是经济类媒体的能源报道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体裁也明显偏于“重型化”，大都是综述、新闻分析、记者调查之类的重头报道。以笔者所在的中国经济时报来说，专门分析煤电矛盾的深度报道从2004年1月至2005年1月就有30多篇。2004年12月，经济日报社和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联合全国１０余家主流经济媒体共同推出的《记者见证２００４中国经济》系列报道，其中第二集回顾2004年煤电紧张状况的《破解燃“煤”之急》，也是从煤电矛盾入手，并落脚于煤电矛盾能否化解、如何化解。

媒体之所以把较多的报道资源用于煤电矛盾，是因为这一对矛盾反映出中国能源领域的许多体制性问题。也可以说，梳理一下煤和电的矛盾，就能大致看出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进展和难点。

中国的能源生产、经营和消费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庞大领域，说它复杂，是因为它所涵盖的电力、煤炭、石油、核能等各个子产业，分别处于非市场化、很不充分的市场化和较充分的市场化阶段，各个子产业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其战略性的高低，采行了差异很大的投资、生产和经营管理体制。有的是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行业，一直沿用国有垄断体制；有的虽无自然垄断特征，却也仍然沿用或在大部分领域保持了行政性垄断；有的已经全面放开市场准入，民营资本已经进入其投资、生产和经营各个环节。其中煤炭和电力这两个产业，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能源领域内部市场化程度的巨大差异，为新闻媒体的能源报道提供了丰富的选题。

煤炭和电力这两个行业，前者已经全面放开，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和生产、经营的市场化；后者刚刚开始发电厂和电网分开以及国家电力公司所属发电厂拆分的改革，但电厂之间竞价上网的改革尚未展开，电力零售环节的市场化改革则根本没有时间表。简要地说，一个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另一个市场化只能说是刚刚试水，计划经济的色彩还相当浓。而这两个行业又是关联度非常高的上下游产业——大约60%甚至更高比重的煤炭要供给火电厂用于发电。因此，人们将这两大行业的关系称为“市场煤与计划电”的关系。在电力和煤炭供应均比较宽松的前些年，煤和电的矛盾虽然一直存在但没有爆发，因为在买方市场特征明显的背景下，煤对于电这个最大的用户不敢得罪，在价格上吃些亏也只能忍气吞声。从2003年开始，电和煤的供应都开始紧张起来，尤其是2004年，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煤和电这一对交易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现在是煤炭的卖方市场了。煤矿不想再忍受发电企业用煤价格明显低于其他用户用煤的事实，要求发电厂将电煤价格提高到与市场价接近的水平，至少也要在现有水平上明显提高。但电力企业对这一似乎十分正当的要求却不愿接受，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电力价格是国家控制的，发电用煤涨价了，发电厂却不能通过电力涨价的方法消化（或者说转移）成本上升因素，这笔损失谁来弥补？

2004年以来的能源报道，围绕“煤电顶牛”做了许多文章。这些报道较为充分地介绍和剖析了煤与电矛盾的历史、现状、症结，为决策部门化解煤电矛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需要指出的是，多数报道的调子是“市场取向”，即不能总是让“市场煤”迁就“计划电”，而应加快电力领域的改革，用市场的方法解决电力投资、生产、销售与原料（主要是煤炭）供应、电力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倾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加快电力市场化步伐，其间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还有待今后的报道继续给以更有深度的回答。

能源改革报道的弱音部：如何打破石油垄断（小标题）

相对于煤电矛盾的报道，石油及其相关领域市场化改革的报道却比较弱。绝大多数石油报道的关注点都在国际而不在国内，这与2004年石油市场的波动主要源自国际有关，也与国内石油及其相关产业的改革步伐较慢、人们对这方面的改革比较陌生有关。

石油及相关产业涉及石油开采、石油炼制、石油及成品油进出口、批发及零售诸多领域。总地说，这个庞大领域还带有相当浓厚的国有垄断色彩，而过高的垄断程度不利于国内广大石油消费者，也不利于国家的石油安全。

石油及相关行业原先完全是国有垄断经营。大约在十年前，民营资本开始进入小规模的石油开采和成品油零售领域。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陆续引入成品油及原油非国营贸易机制，打破了原先中石化、中石油等四家国营贸易企业对原油及成品油进口专营的格局。从政策上看，现在民营企业似乎已经可以进入石油开采、原油及成品油进口、成品油国内经营等领域。但事实上，民营资本进入上述领域仍相当困难，上述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仍十分低。

从石油开采上说，国家对境内石油、天然气资源实行区块登记制。有资格去申请区块的企业，只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巨头。因此，目前在国内从事石油开采的民企基本上是咀嚼中石化、中石油的“残羹剩饭”。民企即使可以去国外采油，也不能顺利进入国内市场。因为按照1999年发布的有关文件规定，国内各炼油厂（包括社会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必须全部交由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的批发企业经营，各炼油厂一律不得自销成品油。

从成品油零售说，两大集团控制着油源和定价权，在成品油销售上实行内部价格，致使许多民营油商在经营和资源方面成了问题。除了油源和批发价这个心病外，申请新建一个加油站必须经过十四五个部门的繁杂手续，门槛很高。成品油批发的门槛更高。

从石油及成品油进口来说，虽然已有25家民营油商上了《石油、成品油非国营贸易进口经营备案企业名单》，但按照有关规定，从海外进口的原油必须拥有两大集团发放的排产计划，否则不许入境。处于弱势的民营油企不得不将进口配额转让，或将进口代理转交。

2004年的部分媒体的报道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揭示，但总的看，频度和深度均不够，尤其缺乏扎实的调查。对去年石油及相关领域改革报道稍加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与民营经济有着较密切联系的媒体、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专业财经媒体对这一领域较为关注。而政府背景较浓的媒体、一般大众传媒尤其是都市类媒体对这一问题很少关注。

需要指出的是，石油及相关产业的市场化改革是大势所趋。从油品经营上说，既然已加入WTO，就无法回避市场的全面开放，与其被动地对外资开放，不如先行主动对国内民资开放；从石油开采上说，本身不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国际上诸多知名石油企业也并非国有，而保证国家石油安全，也并非靠国有垄断就能完全达到。因为中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将越来越强，而国有石油企业不论是到国外买油还是开采石油，都可能付出比民企更高的成本，并可能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一点，已为近两年我国国有石油企业“走出去”出师不利所证明。因此，石油及相关产业打破垄断、引入更多的竞争，应该是媒体尤其是经济类媒体报道的重要领域。

能源市场化改革的复杂性与能源报道的分寸把握（小标题）

如前文所述，能源是一个包含诸多子产业的复杂而庞大的领域，其不同产业的改革模式有较大差异。譬如，核能领域有特殊的战略性和环境敏感性，能否进行、如何进行市场化改革尚有许多问号。当然，仅从民用能源角度说，核能目前在我国所占比重很小，其对能源市场的影响几可忽略不计。抛开核能这样的特殊领域不说，即使就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社会影响最广泛的电力行业来说，其市场化改革的路径选择也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在进行相关报道时，必须慎之又慎，对现实情况和相关理论研究都要预做详细的调查，避免简单化和片面化。

首先，电力改革不能笼统地用一句“市场化”概括。电力生产、输送、配送、消费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这个连续过程却分为几个不同的部分。国内目前比较主流的看法是，电力的生产环节（发电）和配售环节（对大用户的直供和对小用户的零售）不具有自然垄断特征或者自然垄断特征不强，因而可以引入竞争机制。但电力的输送环节（电网）则具有明显的自然垄断特征，因而必须实行垄断经营。因此，目前国内对电力产业改革的设想是，首先把发电厂与电网分开，电网继续实行国有垄断经营，发电厂这一块则逐步形成多个投资主体，各个电厂之间展开竞争，所发电力竞价上网。将来条件成熟时，再改革电力零售，使用户可以自由选择电力供应商。但国家能否放开对电价的控制，连理论探讨都还很少。现在，电力改革只是进行了厂网分开和国电公司拆分，竞价上网只是在试点，其他改革尚需时日。由此可知，电力产业并非每个环节都要市场化，能够市场化的环节，什么时候能走哪一步也需要权衡利弊得失，慎重决策。因此，有关报道也不能简单化。

2000-2001年发生在美国加里福尼亚的加州电力危机，就充分体现了电力改革的复杂性。加利福尼亚州于1998年正式推出旨在引入竞争、放松管制的电力改革。但自2000年夏季以后，加州出现电力价格飞涨、大规模断电、电力公司濒临破产的电力危机，以致加州政府数次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被迫出台多项紧急措施以缓解危机。在加州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网络垄断行业改革经验丰富、改革措施出台论证比较充分的地区出现电力危机，引起世界震惊。有人认为加州改革的失败说明了电力放松管制是不可行的，有人却认为加州电力危机正是改革不彻底的结果。不管哪种观点更接近事实，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电力改革有其特有的复杂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电力产业是美国最后一个放松管制的有网络特征的公用事业。

 发达国家以私有化、打破垄断为特征的电力改革浪潮始于90年代初。我国的电力改革与英美国家相比，时间上的滞后期并不长，可以说，能够借鉴的“成熟经验”并不见得十分成熟。我国目前的电力改革方案是参照英美国家模式设计的，但我国的情况与这些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譬如，我国的电力需求是直线上升的，富余的发电容量很少，发达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又如，我国的电网还很不发达，限制了电厂之间跨地区的竞争。再如，我国在电力监管方面还缺少经验，所需的法律基础还没有打好。而且，由国家电力公司拆分出的几个主要发电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或者是国有绝对控股企业，他们之间的竞争和私有发电厂之间的竞争是不一样的。这些特殊情况，都提醒我们中国的电力改革将会十分复杂而艰难，新闻媒体进行的相关报道也必须注意到这种复杂性，廓清理论和事实，把握好报道分寸。

石油领域的改革报道同样要注意问题的各个方面，避免片面性、绝对化。作为一种在全球越来越少的主要能源资源，石油的战略性比煤炭强得多。它的市场化改革当然也不大可能比照煤炭产业进行。此外，石油产品期货又是重要的金融产品，它既影响国际国内的石油价格，又影响金融市场。我国已于去年8月推出了成品油期货，今后还可能推出原油期货。这意味着石油领域的报道将越来越复杂，新闻媒体为此必须提高记者编辑的专业水平，以适应更加繁重的能源报道任务。

（2005年２月）